一

我曾面试过一个90后的孩子。

他从小县城来，本在体制内，后来辞职离开。

浏览简历看到这一段时，不得不说，我们都很佩服他的勇气。

于是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你原来的工作很好呀，稳定，地方人尊敬，出门办个事也方便。为什么要来广州呢？”

他的回答也非常棒。

“因为老家是熟人社会，而广州，是陌生人社会。”

当时面试的几个人都为他暗暗称赞。

理所当然，他留了下来。

后来熟了，逐渐了解他的成长背景，与阅读背景，才知道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想的。

他读过很多书，相信市场，也崇尚自由，一直觉得年轻人（尤其是有野心的年轻人）在择业时要切记的原则是：

去自由人更多的地方。

去与更多陌生人合作的地方。

所以果断出走，选择一线城市留下来。

二

中国是乡土社会。

这一点，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里，已经详细诠释过了。

乡土社会里的人，因为人口流动凝固，抬眼闭眼，看见的都是那么几个人，自然习惯于与亲友街坊打交道。

我们会按关系来办事，也会按熟悉程度来帮忙。

这一点，会让我们拥有归宿感，也会有安全感，却会让个体和群体的发展严重受阻碍。

因为熟人社会里——

生活重复性强，对新生的、无序的、野心勃勃的、充满变动的力量，有着本能的排斥，并会进行打压。

推崇规矩，遵从年长者的经验，文化因循守旧。如此一来，反智主义就有了土壤。

群己、人我的界线不分，隐私难以保全，个体会活得紧张而憋屈。

重视“做人的才华”，而非专业能力。

强调人治，而非法治。

崇尚交情，而非合作。

但文明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个体自由最大化。

自由人进入市场，信奉契约，尊重权利，保持边界，积极合作，实现双赢。

合作越多，大家就都能获益。

利益越多，发展就越好。

三

举个很简单的例子。

王美丽是一个微商。

微商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合作缩影。

只不过，它把从前卖花生大豆稻谷，转为了卖面膜面霜保健品；

由在村口镇尾叫卖，转在了朋友圈吆喝。

相同的是，都是在亲友之间做生意。

利用关系网，通过因熟稔带来的信任，销售产品，获取利润。

这种生意做好了，也能赚钱。

但是，还有一个人，他走出朋友圈，不做亲友生意，而是与陌生人进行合作。

他在严格的契约下，与陌生人1合作商品的供应，与陌生人2合作加工，与陌生人3合作包装，与陌生人4合作运输，与陌生人合作网页设计，与几亿陌生人合作买卖。

后来，他成为中国首富。

他叫马云。

四

万维刚在《高手》中，曾经提到赫伯特·甘斯的一项研究。

甘斯在波士顿，曾经长时间钻研工薪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文化差异。

后来写成了一本书，名为《里维特城镇居民》。

他发现，工薪阶层的一个特点是，只相信自己的亲友，非常不信任外部世界，甚至对陌生人有一种自发的敌意。

甘斯把这些人称之为“都市村民”。

言下之意是，他们虽然住在都市里，却仍然是村民思维。

可是，精英阶层不一样。

如果说，都市村民们热衷于固态生存——生活方式固定，区域固定，人际关系固定，薪资固定，未来固定；

那么，精英阶层就向往液态生存——在规则之中灵活流动，随时可以与陌生人或群体合作，关系、财富与未来，都处于变化之中。

如果说，都市村民是一个陀螺，绕着一个点，年复一年地旋转；

那么，精英就像风，不拒绝改变，从各种地方接受信号，理解看不见的东西，一直探索未知，能从长远打算，并拥抱各阶层、各领域、各种不同姓名的陌生人。

后者因为这些质素，格局更大，做事会更成功。

五

我不是精英，但也推崇陌生人社会。

因为，陌生人社会里，有着更多的规则，更少的人为性干扰。

记得程益中离开《南都》以后，曾经写过一篇刷屏文《中国最大的糟粕，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》。

在文章中，他说，他喜欢南方报业所在的广州。